界面新闻记者 | 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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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所掌握的科技力量，人类就像是一个刚刚拿到驾照的16岁少年，却开上了500马力的法拉力跑车，要么快速成长，要么自我毁灭。”11月6日，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临港正式开幕，2015年图灵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名誉教授马丁·赫尔曼在演讲中打了一个比方， “但我还是相信人类会快速成长。”

作为疫后全面恢复线下举办的一届论坛，今年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7位诺奖得主在内的100余位海外顶尖科学家、40余位中国两院院士、120余位中外优秀青年科学家等300余位全球科学家齐聚上海。

此外，今年顶科论坛继续扩大科学家朋友圈，迎来了一批“新面孔”， 包括2018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藤田诚、影响生物工程多方面进步的2011年埃尼可再生与非常规能源奖得主古格里·斯蒂芬诺罗伯斯、2011年埃尼新石油前沿奖得主马丁·朗德罗等科学家均是首次参会。

用科学消除危险悖论

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核武器等科技带来的挑战频繁出现，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在阻碍合作与交流，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全球顶尖科学家们齐聚一堂，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人类共同合作的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一个生动的案例是，人类对于mRNA的基础研究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新冠病毒的疫苗却在不到一年内就得以开发，刚刚摘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两位科学家正是因此而获得殊荣。

“科学家们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全部或者部分的脱离日常生活的激流，世界的激流，而致力于对美的追求。拓展知识，治愈疾病，减轻人类的苦痛。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却有狂热分子在传播痛苦、丑陋和困难，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吗？”这来自于近一个世纪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Abraham Flexner在二战前夕出版的一本书，书名颇具煽动性——《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但似乎却是与当今世界相符的注解。

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兰西公学院名誉教授塞尔日·阿罗什感叹，科学研究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也能为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提供答案，但自相矛盾的点在于，科学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功，正让其受到社交网络上传播的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泛滥的攻击。

人们一方面享受了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全球定位系统、磁共振成像等改变生活的科技成果，但有些人又开始怀疑科学、攻击科学。

阿罗什呼吁，科学研究只能在有利于寻求真理的环境中成长和繁荣，只有通过教育，通过科学的全球性合作，来解决普通大众对科学知之甚少的问题。正如《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中所阐述的，纯粹出于好奇心的基础研究、哪些看似无用的基础科学，对应用研究十分重要甚至必不可少。

用合作消除“奥本海默”式悲剧

人类因面临紧迫的各类问题，导致很多决策者忘记了基础科学的根本价值。马丁·赫尔曼认为，对于核武器、气候变暖这些看似因科学产生的挑战，实则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科学赋予了我们神圣力量，而人类目前所表现出的更像是不负责任的青少年行为。

赫尔曼提出，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虽然人类心智成长是极其困难的任务，但科学家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家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国家种族的差异，为人类提供共同的参考框架。科技为改善生活带来巨大希望，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为了‘科学向善’的目的，我们需要更加广泛应用科学精神，热诚追求真理，把更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赫尔曼说。

今年上映的《奥本海默》影片也出现在科学家们的话题里，科学家常常面临着双重使命，他们既要推动知识发展，又要应对科学发现带来的道德影响，正如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经历。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杜宁凯强调，“我们今天也面临当时类似的困境，科学的进步和可能带来的破坏交织在一起。”

但无论是疫情、流行病、还是气候变化，都需要科学家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也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型强子对撞机、国际空间站、新冠疫苗等都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也是全球合作如何推动人类共同理解的典范。只有共同应对，才能告别奥本海默式的悲剧。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挪威科技大学系统神经科学卡夫利研究所创始主任、神经计算中心联合创始主任梅·布来特·莫索尔用一句话总结了当前科学家的角色：“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明使者，尽管世界仍在熊熊燃烧。”

科企协作，共同繁荣

在这样一个科学家与各界人士思想碰撞的场合，顶科论坛也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科创企业家和科学家一起，围绕 “科学引领变革，企业转型与创新发展之路” 主题，结合科研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推动源头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基础研究等方面，贡献了一场圆桌论坛的思考和力量。

“我每天都在玩ChatGPT，它像是一种神奇的酒，让你变得更聪明、具有创造力，作为一个帮手，它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但不妨碍他对科学家带来的新变化。”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作为计算化学的奠基人，同样也在使用科技企业的最新成果，他认为，“不管是工业家或企业家，还是经济学家、数学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好像是玩具总动员，大家在一起才能有思维的碰撞。”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冠名教授詹姆斯·罗斯曼则看到了科学家和企业家关注重点的不同。他看到，不少大型企业的研发预算分配都需要与利润挂钩，企业最终会考虑盈利与估值，要想有对行业做出颠覆性的创新，公司比较难做到，但学术圈可以。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需要强大的风险投资的环境，要有非常基础的学术环境，以及政府的相关支持，来支持他们做自己的研究。换句话来说，企业在促进科技繁荣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来自企业届代表，巴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楼剑锋则强调，公司的利润固然是重要的，但在企业预算中，巴斯夫也拿出了20%的资本约5亿资金投入到长期研究。

“我认为学术圈对基础研究很重要，但从行业角度，我相信协作即学术 行业才是最好的结果。”楼剑锋总结道。只有科学家做好了基础研究，才能有企业的创新之源，进而为人类提供更有用的产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