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不断加速发展的时代，技术浪潮下，每个个体都是潜在的“弱者”，但是，“弱者”并不一定逆来顺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青山和该院院长强月新教授在《传媒观察》第1期发表研究论文，聚焦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尤其关注技术抵制，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上对ChatGPT的评论数据，对挖掘的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建构新技术抵制模型。模型发现，用户对新技术的抵制受到技术缺陷、社会风险和个体感知的交织影响；用户采用了避让和生产两种策略，避让是一种消极的抵制，通过避免与新技术接触、断开连接等方式对抗技术规训；生产则是一种积极的抵制，通过推崇对立面、冒犯原有意义和偏移关注重点，建构技术规约下个体的行动空间。对技术的研究需要有多元维度的观照，既反思新技术接受过程彰显的知识阶层立场和利益，也观照被电子革命神话和乌托邦想象遮蔽的技术不接受。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不断加速发展的时代，以旧胜新是技术的本性，所有跟不上创新脚步的人，新技术大势上都是拒绝的。面对不断更迭的新技术，每个人都有被拒绝的可能，即使是最前沿的技术研发者也会力有不逮，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浪潮下，每个个体都是潜在的“弱者”。但是，“弱者”并不一定逆来顺受。在这种背景下，考察用户为何不接受新技术就是考察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也就是考察意义的生成与建构过程。

本文以ChatGPT为研究对象，收集分析社交媒体上对ChatGPT的评论数据，通过三级编码建构模型，试图回答新技术为何不被接受。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避开问卷法和实验法等常用的行为科学研究方法，转而使用文本编码分析，在受众的文化语境中阐释技术抵制的过程与意义。具体而言，本研究以ChatGPT作为新技术的代表性案例，以微博评论作为研究的窗口，考察用户为何以及如何抵制新技术。

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类微博账号，抓取ChatGPT相关报道下的用户评论，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建构技术抵制模型，阐释新技术被抵制的社会文化动因。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抽样时尽可能涵盖不同样本，研究前期采用开放性抽样，选择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涵盖度的样本，同时兼顾关系性和差异性抽样，以不断扩充研究数据；在研究后期阶段，则考虑区别抽样，选择有助于进一步修正、完善理论的样本。本研究在选取研究样本时，设置了以下标准：第一，样本收集时间与ChatGPT推出时间同步，选择微博用户评论的时间段为自2022年11月30日起的4个月内（截至2023年3月31日）。第二，样本来源广泛且具有代表性，既涵盖互联网媒体平台又兼顾传统媒体，既考虑中央媒体和全国性媒体，同时也涵括地方性媒体。第三，为了减少不相关因素影响，使研究更加聚焦，需要对微博用户的评论筛选，剔除与本研究内容无关的、无意义的评论。第四，本研究主要聚焦用户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抵制，因此在样本筛选时主要选择规避、抵制、拒绝、冒犯ChatGPT的评论。

根据以上原则，本研究首先以“新闻”为关键词，在微博中检索出排名靠前的微博账号，随后以媒体的级别和类型为标准，选择互联网媒体账号3个，中央媒体账号4个，全国性媒体账号3个，地方性媒体账号3个，在每个账号发布的内容中，以“ChatGPT”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以ChatGPT为主题的帖子340条，帖子下相关评论1920条。

研究数据收集与编码过程同步进行，收集完一个账号的所有相关评论后，抽取三分之一的评论暂不编码，用于整体编码结束以后的理论饱和检验。为了更好地分析评论内容，本研究将微博评论进行编号处理，每一个编号中包括：微博账号编号-微博编号-评论编号。

研究发现

（一）技术、社会和个体交互作用下的新技术抵制

1.技术缺陷：被放大的不完美

ChatGPT作为一项新技术，它的缺陷既存在于自身内部的固有因素，也出现在与其他产品和技术的对比之中。就ChatGPT本身而言，输出信息质量不高是最大的技术缺陷，ChatGPT的回答被认为或者是胡编乱造，或者似是而非，“就像是你身边喜欢吹牛的朋友：聊到什么都能扯上一段，好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实查一下就发现漏洞百出。”（12-2-1）这种缺陷的一个原因在于ChatGPT依赖数据库回答问题，而数据库的更新可能并不一定及时。ChatGPT另一大缺陷在于技术的机械性，所谓机械性指技术输出僵化，无法理解隐藏想法、艺术和人类情感，ChatGPT输出的内容被认为充满“公式化的浓郁数字风，没有感情没有特色”（7-11-32）。

除此之外，技术应用范围狭窄和可替代性高都是新技术的缺陷。由于其技术质量和技术机械性的弊端，ChatGPT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适合于机械重复的领域，不需要情感和思维投入，例如：写代码、写报告、写综述，甚至有用户认为ChatGPT的应用范围仅仅停留在聊天娱乐，“像它名字所说的，用来‘聊天’最合适，是个啥都能侃侃而谈的AI。”（12-2-7）现阶段的ChatGPT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智能化的搜索引擎，对于模式固定且简单重复的工作类型替代率高，但是无法从事创新型和更高级的工作。基于此，它有可能被其它同类型产品替代。

在新技术抵制者看来，技术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技术的不完美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户放大了。客观来讲，事物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刚诞生的新技术的确存在问题，但是并没有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已有研究表明，ChatGPT使用了超大规模的预训练语料并拥有超千亿规模的模型参数，同时引入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使用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数据，这些都是ChatGPT与其他人工智能模型显著不同甚至领先之处。但是，新技术的这些突破在技术抵制者眼中被遮蔽了。

2.社会风险：技术冲击下的不稳定

新技术应用不可避免地冲击到社会各个领域，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验证，ChatGPT的应用也是如此。在技术抵制者看来，新技术侵占了社会资源，挤压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技术伦理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ChatGPT被认为是继互联网、智能手机之后，带给人类的第三次革命性产品，已经重塑各行业生态乃至整个世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没有人能预测到下一次技术奇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因此，技术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变得不可预测。

3.个体感知：保守主义思想下的风险感知

新技术抵制者的个体感知是偏向于保守主义的风险感知，包括经济风险、隐私风险、技术恐惧和技术焦虑等多重维度。

ChatGPT的技术缺陷带来了使用者经济成本消耗和隐私泄露风险。经济成本是用户使用ChatGPT可能会带来的花费，包括：付费模式的支付风险、技术掮客赚取差价的风险等。在国内，用户的付费意识并没有被培养起来，付费的产品很难获得用户的支持，因此经济成本是用户抵制新技术的风险感知因素之一。隐私安全是新技术应用无法回避和克服的另一重风险，这是由技术的特性决定的。用户宣称在意隐私，但是却时而主动时而被动地置身隐私泄露之中，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隐私悖论。ChatGPT也没有解决用户的隐私困境，新技术“又会泄露多少个人信息？”（3-2-29）“隐私被拿走被用在什么地方？”（4-2-20）这些问题是用户面临隐私风险时的无奈发问。

技术焦虑和技术恐惧来源于用户对社会风险的感知，如前文所述，新技术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技术侵占了社会资源，直接带来了失业危机，进而转化为用户焦虑。对于他们而言，消除焦虑的可行途径之一就是抵制新技术。除了技术焦虑外，新技术抵制者的个体感知中还包含着对未知技术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抽象的，来自以科幻电影为代表的媒体的建构，“担心人工智能有自主意识，美国科幻片中就有类似桥段”（4-1-188），“不知道哪一天人类会被技术取缔，小破球（指电影《流浪地球》）里的可能真的会实现。”（4-1-304）这种媒体的建构与个人感知交织影响，形成了用户抵制新技术的又一影响因素。

（二）新技术抵制的策略：避免接触和生产对抗性意义

1.消极的抵制：客观限制与主动断连作为避让的手段

在用户抵制新技术的过程中，最直接的手段是避让，通过避免与新技术接触，从而逃离技术的规训。这种抵制手段是一种消极的对抗策略，包括客观限制和主动断连两个维度。

客观限制是新技术普及时面临的强大壁垒，这种壁垒来源于制度限制、信息环境限制和软硬件设施限制。对于技术抵制者而言，使用ChatGPT最大限制是获取途径限制，ChatGPT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客观上限制了用户的使用。其次，国内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审核标准和法律制度暂时缺失，限制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最后，ChatGPT需要强大的数据库支撑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成为用户使用新技术的客观限制。不过，客观限制确实存在，但是并非无法跨越，抵制者们将客观限制作为抵制的武器，构造出“并非我不愿意使用新技术，而是客观存在的壁垒限制我没有办法使用新技术”的错觉。

如果说客观限制是用户抵制新技术的一种托辞，那么主动断连则是用户直接向新技术“宣战”。连接是互联网的天然属性，“断连”是对数字化时代“连接”的直接抵制，意味着用户逃离了互联网技术的规训。他们以年龄、人群、职业等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变量为理由，主动断开与新技术的连接，甚至直接将技术与用户置于“双向屏蔽”（3-13-2）的环境。这种主观避让的策略成为用户抵制新技术的有力武器。

2.积极的抵制：推崇、冒犯和偏移作为对抗意义的生产方式

新技术的抵制者在应对ChatGPT时运用了推崇对立面、冒犯原本意义和偏移关注重点的手段来生产对抗性的意义，建构自己的行动空间。相较于逃避与断连，这种直面的方式是一种积极的抵制。

推崇对立面是用户生产对抗意义时惯用的手段，技术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当社会陷入对技术的狂热崇拜之时，部分用户开始推崇并重塑人的重要性，回归到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中去寻找武器，这可以被称为“怀旧性意义的建构”。具体而言，用户通过对人本思想的推崇来抵制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情感和内心是复杂的无法想象的”（3-18-3），“逻辑排列模拟代替不了意识思维智慧。”（7-3-3）技术只是工具，与人类进化过程中使用的石块、木棍并无本质区别，人的主体性是无法被取代的。“人工智能最终还是以人为本，机器毕竟还是一个载体，运行、计算、资料收集汇总到最后的逻辑分析，还是要人为去输入编辑，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6-4-7）

技术抵制者在推崇人治社会的同时，反抗着技治社会的到来，冒犯成为他们生产对抗性意义的第二个手段，其典型的代表是反智思想和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建构。在用户抵制ChatGPT的策略中，反智思想是一种常见的冒犯武器。一方面，用户冒犯科学运行原则，将科学技术视为低级的产物，“只会帮助人类退步”（2-3-1），甚至将新技术的采纳者视为“低智商的人群”（2-2-11）。另一方面，用户冒犯专家政治原则，专家被戏谑成为“砖家”（4-1-39、9-7-4、10-4-7等），他们的建议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成为被调侃的对象。除此之外，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也成为用户抵制新技术的一种冒犯手段，用户认为ChatGPT是西方开发的技术，以西方的思考模式和知识为基础，“充斥着意识形态，通过机器输出，给人以客观的错觉”（1-12-8），新技术被当作意识形态的武器。

在对抗性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偏移关注重点是另一种常用的手段。技术的抵制者在面对ChatGPT之时，将关注的重点进行了偏移，不再关注技术的本身，顾左右而言他，将关注点挪移到了资本炒作之上，他们认为ChatGPT的火热与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无关，是资本炒作的现象，目的是为了“赚流量”“圈钱”“割韭菜”。而以往的技术也被用作对比，区块链、元宇宙技术被认为是经过炒作以后回归沉寂的技术概念，ChatGPT的火热被认为与它们没有本质区别，“不研究元宇宙、VR、区块链了，又准备投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聊天机器人了”（3-12-4），在技术抵制者的视角中，偏移关注重点成为生产对抗意义的利器。

结论

在新受众研究的视角下，无论是技术的采纳还是技术的抵制都有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从微博评论入手研究个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在个体、技术、社会动态交织的过程中考察新技术何以被抵制。

第一，新技术的抵制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技术缺陷、社会风险和个体感知交织影响了用户对新技术的抵制。在这个抵制过程中，技术缺陷是基础影响因素，新技术的不完美被用户放大；社会风险是关键影响因素，在新技术抵制者眼中，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风险遮蔽了技术进步的美好图景；个体感知是核心影响因素，人是技术使用的主体，个体感知受到技术缺陷和社会风险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用户对待新技术的负向态度和抵制行为。

第二，用户抵制新技术的过程并非是静态的、孤立的，相反，抵制过程凸显了用户作为独立个体的强大能动性。用户抵制新技术采用了避让和生产两种策略，这也是大众快感产生的两种主要形式。避让策略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形式，通过避免与新技术接触、断开连接的方式来逃避新技术的规训；生产策略则是一种积极的抵抗形式，通过推崇对立面、冒犯原有意义和偏移关注重点的形式生产对抗性意义，建构技术浪潮下的个体活动空间。

第三，在当下的技术研究中，需要从多元维度观照其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其一，技术研究彰显了知识阶层的立场和利益，知识阶层往往是乐观的技术接受者，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建构了一种电子革命的神话和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但是，这种技术接受仅仅是体现了知识阶层的立场，一味地强调对技术的接受会陷入到知识阶层自说自话的单一叙事中，进而导致批判性视角的缺乏。其二，片面强调对技术的接受不仅是知识阶层立场和利益的体现，也是对技术抵制研究的一种遮蔽。对技术的研究需要观照被遮蔽的黑暗，探究新技术为何不被接受。唯有如此，技术研究方能显现出多元化的面向，个体的体验和意义的生产流变才能得到彰显。

【作者简介】

胡青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强月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期，原文约14000字，题目为《不被接受的新技术？——基于微博用户对ChatGPT评论的编码分析》。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1a-fil74zvgwCoU72z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