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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亚洲财团，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日本的三菱、韩国的三星这两大巨头。

三菱集团以20万亿日元的庞大资产统治日本经济数十年，而三星则以2万亿韩元的惊人规模引领韩国科技产业。

然而，如果把目光转向中国，哪个企业有资格对标三菱和三星？

虽然中国未形成日韩那样的家族式财团，但像招商局集团这样的国企，以稳健的发展策略和深远的国际布局，在全球也悄然崛起。

三菱财团的诞生，可以说是与日本近代化进程紧密相连。

1870年，岩崎弥太郎在日本政局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成立了三菱商会，主要经营海运贸易。

当时，日本刚刚走出封闭的锁国政策，正努力融入国际社会，而三菱商会恰恰是响应国家需求应运而生。

三菱不只是简单的贸易商，而是为明治维新下的日本开辟了一条连通世界的“航道”，成为政府运输的重要依靠。

也许一开始三菱还没有今日的“巨无霸”野心，但这次破土而出的萌芽，已为它日后腾飞埋下了种子。

明治维新后，三菱逐步走向多元化，涉足矿业、金融、机械等各个领域。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菱将其影响力从海运扩展到工业、矿产资源等各个领域，这些资源恰是当时日本急需的。

1900年后，三菱在煤矿、造船等领域获得政府特许，业务版图迅速扩展。

到一战期间，三菱财团已初具规模，跻身日本最强大的产业集团之一，为日后成为全球性的商业帝国奠定了基础。

二战时期，三菱财团承担了大量军工生产任务，不少子公司专注于制造战机、舰船等军事装备。

虽然战争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但也为三菱的命运埋下隐患。

1945年，日本战败，三菱被盟军勒令解散，其家族持有的大部分股份被强制剥离。

这一时期的三菱几乎被打回“解放前”，从庞大财团跌落至“碎片化”状态。

然而，战后的日本迅速迎来了经济重建的黄金时代，三菱也得以在废墟中重生。

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政府通过银行和财团重整政策，对三菱等旧财团提供融资支持。

借助这些“雪中送炭”，三菱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资本纽带关系，以“交叉持股”的方式重新构建财团网络。

这种“兄弟互助”的模式让三菱在经济动荡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

通过这种重建模式，三菱银行为集团内的重工业、化学、汽车等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撑。

特别是在石油危机等经济危机期间，三菱内部的资金循环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救急”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但三菱并未因此止步，而是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

三菱商事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扮演了“猎手”的角色，积极投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逐步形成覆盖全球的资源供应链。

与此同时，三菱逐步涉足高科技领域，通过与欧美技术巨头合作，加速推进半导体、汽车等行业的现代化转型。

特别是在汽车领域，三菱汽车与戴姆勒、雷诺等国际汽车公司展开了密切合作，不断提升全球竞争力。

今天的三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小小的贸易商会。

它的业务横跨金融、制造、能源等多个领域，凭借多元化经营和稳健的国际化布局，三菱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是通过这样的多元化，三菱即便在经济波动时也能保持稳定，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经济中流砥柱”。

三星的故事始于1938年，当时的创始人李秉喆只是大邱市区一个杂货商的小老板。

三星从最早的食品贸易起家，生产面粉、干货和水果，实在是“接地气”。

然而，从小商贩到财团，三星的野心从未止步。

到20世纪60年代，三星在政府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鼓励下，逐步将业务扩展到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

李秉喆的目光逐渐从国内市场扩展至国际，为三星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大力推进“重化工业”政策，三星在政策支持下进军电子、造船等高附加值产业。

1974年，三星进入半导体行业，随后在这一领域投入巨资，为其日后主导全球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在半导体产业，三星后来居上，超越日本厂商，逐渐在全球市场上确立了领导地位。

三星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为其发展带来了强大控制力，也给其带来了不少争议。

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在于权力集中、决策封闭，但三星却通过这种模式，在战略调整时表现出极高的灵活性。

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星通过果断裁员和出售不良资产，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盈利。

家族管理赋予三星高效的决策机制，确保了危机中的快速应对。

此外，三星财团采取了“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涵盖了从芯片到显示屏、智能手机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了全球性的供应链。

这种模式帮助三星在全球市场中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增强了市场控制力。

例如，三星电子的显示屏、存储芯片业务不仅供应自家，还为苹果等全球顶级企业提供配件。

通过这种垂直整合，三星成为国际电子行业的重要供应商，牢牢占据了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三星在国际市场的扩张主要集中在电子和半导体领域。

得益于雄厚的资本支持，三星在半导体研发、智能手机、显示技术等方面不断投入，保持着技术领先地位。

近年来，三星通过收购和技术合作，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特别是在5G、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等前沿领域，三星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然而，三星的扩张也并非一路平坦。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供应链波动风险上升，三星的供应链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尽管如此，三星通过垂直整合的供应链模式，保持了较高的市场适应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技术优势，成为全球市场中屈指可数的电子科技巨头之一。

中日韩第一财团对比：日本有20万亿的三菱，韩国的三星2万亿，那么中国的第一实力如何？

在中国，拥有巨大经济影响力的财团，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并不具备日韩那样家族化的特征。

与其说中国第一财团是一家企业，不如说是一系列庞大的国有机构和资本联合体。

而这些国企当中，属中国招商局最为雄厚，具有历史厚重感。

成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产物，初期专注于航运和港口业务。

随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招商局也经历了几度“起死回生”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被重新整合，成为国有企业的代表之一，承担起国家对外贸易和航运的重任。

改革开放后，招商局迅速适应市场化环境，积极拓展业务领域。

90年代以来，招商局进一步多元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港口物流、金融、地产等多元化业务结构。

进入21世纪，招商局通过资本市场和国际化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招商局广泛布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港口网络，形成了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

作为典型的国企，招商局的发展深受国家政策影响，其投资方向和业务布局通常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在港口和物流网络建设上，招商局承担了许多国家的战略任务。

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招商局的港口投资项目，几乎遍布沿线国家，为国家的贸易通道建设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支持。

招商局的多元化业务结构，不仅仅限于物流，还涵盖了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

不同于日韩的家族式财团模式，招商局依靠国家政策指导下的资本运作，形成了跨行业的资源整合能力。

其金融业务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港口业务则涉及物流、贸易等多个领域。

这样一来，招商局既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又能在全球市场保持高度灵活性。

与三菱、三星这类家族式财团相比，招商局的“国企模式”显示出独特优势。

首先，招商局享有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使其在全球投资布局上能够迅速获得资源。

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中，招商局凭借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力量。

此外，招商局作为国企，肩负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职责，因此在全球竞争中更具有战略优势。

其次，国企模式让招商局在资本调度和资源整合上，表现出极高的灵活性。

招商局在应对国际市场风险时，能够迅速依靠政策支持和资本优势调整布局。

例如，近年来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加剧，招商局依托国内金融支持，维持其在全球市场的稳定地位。

国企的灵活性让招商局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独具一格，其作为“政策性资本”的角色，让其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

三菱、三星和招商局，分别代表了中日韩三国大型企业的独特模式。

三菱通过交叉持股和多元化产业，成为日本经济的“稳定剂”。

三星则以家族化管理和垂直整合称霸全球科技市场。

尽管中国尚未形成日韩那样的家族式财团，但以招商局为代表的国企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政策支持，逐步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三菱集团的传奇发家史，资产信息网，2022-11-10

【扶桑读史】岩崎弥太郎：百余年前他便弃官从商，创立的三菱财团迄今世界闻名，界面新闻，2016年12月26日

略论招商局历史上的三次发展，姜铎，社会科学，1993-4-1，期刊

晚清招商局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郑学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2-26，期刊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胡显中、周晓晶，经济纵横，1992-8-28，期刊

韩国三星集团历史回顾，中国投资，2002-4-15，期刊